朱大可：春晚日益“精神分裂”是中国文化缩影

核心提示：大年三十晚上，在电视稀缺的年代，曾经为了看春晚，早早吃完年夜饭，甚至可以不吃年夜饭，也一定要冒着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，跑到几百米外的舅舅家，只为八点钟准时看到春晚，连中间上厕所都担心错过了什么重要的精彩节目……

自1983年，央视首届春晚亮相，几乎每年都是国人除夕夜的一道大餐。很长时间，举国上下，所有频道，在除夕夜只有一台节目。2011年，央视春晚即将走过三十年。八十年代，如同“冬天里的一把火”，诉说着国人对自由与幸福的向往；九十年代在“无所适从”中，维持着低端的快乐；而到了21世纪零年代，则在“不差钱”的干瘪笑声中，讨好大众。春晚，越来越被国人诟病，可大年三十，拿着遥控器从头到尾，都是春晚。一边骂一边看，感慨一年不如一年。究竟什么原因导致？是春晚质量本身？还是观众自身心理的变化？三十年春晚折射的是怎样的时代特色与国人心理？

2011年2月1日，知名文化学者、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朱大可与凤凰网书面对谈，解析三十年春晚现象与时代特色。

朱大可分析称三十年春晚逐渐从80年代的希望型，到90年代的应景型，再到新世纪零年代则进一步成为威权声音的代言工具。三十年春晚内容的流变恰恰折射出国人从“信仰危机到信念危机，到信任危机”的演变过程。朱大可还认为春晚正日益呈现出精神分裂的状态，无疑也是中国文化整体现状的一个缩影。将近三十年，十几亿人围着一台节目，是典型的“文化举国体制”的表现，“唯有终结这种举国体制，中国大众文化才能真正完成现代化转型。”

朱大可（来源：资料图）

对话主持：陈芳

对话嘉宾：朱大可，知名文化学者、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

凤凰网：您现在每年还看春晚吗？如果不看，原因是什么？

朱大可：偶尔瞅一眼，基本不看。因为它不能满足我的精神需求。

春晚已不是感性的自主选择

凤凰网：第一次看春晚是哪一年？让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年代的春晚？为什么？

朱大可：过去年年看，从1983年的首届春晚开始。90年代在国外盯着看，觉得那是一种祖国的符号。回国后就渐渐跟它疏离了。从2005年开始基本不看，顶多在事后有选择性地看几个片段，目的是为了大众文化研究，而不是一种感性的自主选择。

记忆最深的，恐怕还是第一届。很粗陋，却很有生气。李谷一的《乡恋》和《年轻的朋友》，至今都令人难忘。

凤凰网：80年代、90年代、新世纪，三十年的春晚如果按照这三个阶段来划分，在您看来每个阶段的特征分别是什么？这三十年春晚内容、潮流、影响等分别呈现怎样的趋势？

三十年春晚流变折射时代危机

朱大可：80年代的春晚是希望型的，它以歌舞和相声的方式，向我们展示了关于中国未来自由、富有、幸福的信念；

90年代的春晚是应景型的，在丧失信念核心的情形下，它只能靠东北小品的“忽悠”，来维系一种低端的快乐；

21世纪零年代的春晚，进一步成为威权声音的代言工具，90年代的价值空洞化效应，在零年代被急剧放大。小品开始衰败，而魔术出现了。这种三流魔术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，它揭示了春晚“三流化”和“魔术化”的趋势，并且逐渐失去了民众的审美信任。

凤凰网：我们也不难发现，每一个阶段的春晚，从其节目中也都能看出鲜明的时代特色，比如80年代--自由、百花齐放、引领时尚；90年代，与社会的距离开始拉大，贴近主流意识形态；新世纪，则是更贴近意识形态，歌颂盛世，一片祥和。在您看来这三个阶段的春晚分别反应了怎样的时代背景？

朱大可：这三个年代的春晚，严格对应着我描述过的“信仰危机--信念危机--信任危机”的演变过程。

1984年春晚上，李谷一演唱的压轴曲《难忘今宵》，在80年代信仰危机的背景下，传达出民众对于未来幸福价值的期待；

1990年春晚，牛群、冯巩的相声《无所适从》，开始折射出民众对主流价值无所适从的心态，是90年代信念危机的象征；

而到了2001年，赵本山等人的小品《卖拐》，演绎人与人的欺诈关系，成为零年代信任危机的绝妙象征。

凤凰网：怎么看这三个时段观众之于春晚的心理变化？

朱大可：观看春晚的主体，三十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
80年代的观看主体是农民，而且具有强烈的全民化效应；90年代的观看主体是半农半市；而零年代的观看主体是40-70岁的中老年市民。

观看主体的这种变化，主要导源于中国人口结构的剧烈变迁。其次，春晚的文化背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。80年代里没有其它节日娱乐，而现在有了更多的选择（看其他电视节目、看影碟、上网、喝茶聊天等等）。

价值空洞化是春晚挨骂的最大原因

凤凰网：现在每一年的春晚，总有人不满意，国人总在对比中怀念过去春晚的好，骂现在春晚的差。在您看来什么原因导致这种落差？是春晚本身的质量原因还是民众的预期？亦或其他？

朱大可：春晚的价值空洞化，是它挨骂的最大原因。你看完那些东西之后，基本没有什么可以回味的，因为它们大多没有灵魂，只是一堆苍白的娱乐品而已。此外，春晚的中央集权制和党同伐异的霸权化，也使它排斥了许多地方优秀节目。这是节目编排本身的问题。

当然，在娱乐选择的多样化格局里，观众对春晚的要求也在与日俱增。

凤凰网：也有人批评现在的春晚，内容上严重脱离现实，呈现媚俗的态势。对这种观点，您怎么看？

朱大可：这很自然。春晚既然是一种宣传工具，就会日益呈现出精神分裂的状态：一方面高度迎合意识形态需求，日益远离社会矛盾深化的生活现实；而另一方面，为了弥补和矫正前者带来的缺陷，它又不得不更加媚俗，以“不差钱”之类的恶俗小品，来讨好大众，由此形成更严重的精神分裂。这种愈演愈烈的自我震荡，我称之为“春晚综合症”，它无疑也是中国文化整体现状的一个缩影。

“春晚集权制”应该彻底废除

凤凰网：如果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（早期是录制），春晚火爆，是因为刚从文革那种肃杀压抑气氛走出的国人，对文化解放的渴求的必然。到了今天，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对外开放、国内社会结构如此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，仍然集体被“春晚”，可叹还是可忧？您认为集体春晚背后的实质是什么？

朱大可：在经历了“改革开放”30年之后，中国人仍然陷于“集体被春晚”的窘境，完全失去公共文化选择的主体性，这说明我们的资讯消费，还是处于被动、单一和低幼化的阶段。

27年来，持续地进行全国总动员，看一家电视台的一档电视节目，这不过是“文化举国体制”的表现。只有终结这种举国体制，中国大众文化才能真正完成现代化转型。

凤凰网：您觉得春晚还应不应该办下去？有无办下去的必要？

朱大可：对于中国人来说，春晚是一根典型的鸡肋，“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”。今年，我们好像看到了某种多元化和多样性的态势：从网络春晚和农民春晚，到各省台自己的春晚，各种新型春晚开始涌现，颠覆了央视的春晚霸权，给民众以更多的公共文化选择。这显然是一种迟到的进步。

春晚还是要办的，因为中国十四亿人口，总还有人要消费这玩意儿，但春晚的中央集权制，应该被彻底废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