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媒推动社会思想解放的上世纪80年代

核心提示：新闻报道的架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，但是内容更新了，一些“文革”中乃至“文革”前的“铁案”，被一个个推翻；很多长期以来视为“禁区”的新闻报道领域，被一个个突破；一些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思想观念，被质疑乃至抛弃。过去不能报，不敢报的事件、人物、观念，得到了肯定性的报道。传媒的这些报道，反过来推动着社会的变革，改变着公众的观念。

本文摘自：人民网，作者：陈力丹（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、国务院学位委员），原题：《传媒推动社会思想解放的上世纪80年代》

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，中国的大众传媒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。

解放初期的新闻报道方式，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报刊工作的经验。不过，那时新闻报道的风格还是颇为清新、朴素，没有一定之规，充满了对生产建设的热情，以及对党、党的领导人的热爱。

1954年前后，中国的新华社、各级党报、广播电台对口对级地全面学习苏联，走出去或请进来，十分频繁。苏联当时公式化的新闻报道方式，甚至包括社论的版面位置、消息结构和话语、编播顺序等等，均不走样的学来，中国大学的新闻学教材即《联共（布）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》（多本）。

1956年5月，刘少奇对这种机械学习有所批评，但是苏联的报道方式仍然较长时间影响着中国的新闻报道方式。

1957年以后，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发生持续20年的“左”倾错误。这种外部环境也影响到中国传媒的新闻报道方式。在行文上，大批判的话语逐渐升温。

1966－1976年“文革”期间，中国的传媒遭受到空前的劫难。报纸大部分停刊，1967－1972年全国报纸持续五年只有40家左右。全国性报纸《大公报》于1966年9月停刊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实行军管。北京电视台1967年一度停播。

1976－1978年的中国传媒业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，传媒的内容与“文革”期间的内容具有质的变化，但就新闻报道方式而言，尚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，同构异质。例如成为历史转折点标志的《人民日报》1978年11月16日242字头条消息《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》：

中共北京市委宣布（肩题）

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（主题）

【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】中共北京市委在最近举行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，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，愤怒声讨“四人帮”，完全是革命行动。

会上宣布：1976年清明节，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，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、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；完全是出于对“四人帮”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，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。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、愤怒声讨“四人帮”，完全是革命行动。对于因悼念周总理、反对“四人帮”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，恢复名誉。

这条消息基本是一种政治表态，没有确切的事实细节，充满政治术语和形容词、副词。由于当时人们的兴奋点在于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，对此的感觉被暂时忽略。

以典型事件报道和评论，推进全社会的思想解放

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转变为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，这个治国方略的重大变化，需要各方面的思想解放。当时，中国的传媒在推动社会思想的解放方面，成为思想上的中心。从新闻报道方式的角度看，传媒仰仗的仍然是以往政治思想上的强势，从而成为反映党内思想斗争的窗口。新闻报道的架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，但是内容更新了，一些“文革”中乃至“文革”前的“铁案”，被一个个推翻；很多长期以来视为“禁区”的新闻报道领域，被一个个突破；一些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思想观念，被质疑乃至抛弃。过去不能报，不敢报的事件、人物、观念，得到了肯定性的报道。传媒的这些报道，反过来推动着社会的变革，改变着公众的观念。

报：包产到户

1979年3月7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农业劳动报酬联系产量计算的调查》，介绍安徽一些社队实行“定产到组、责任到人”的做法。显然，这个观点受到某位领导同志的批评，《人民日报》执行指示，于3月15日头版发表一封读者来信，“编者按”中指出：不能从“队为基础”退回去，搞分田到组；包产到组，已出现的地方要坚决纠正。结果引起正在试行包产到组、包产到户地区的人心波动和强烈反对。

3月30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又发表一篇《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》的署名文章，批评3月15日读者来信的看法；同时在“编者按”中承认：3月15日编者按的提法有些不够准确，今后应当注意改正，不同意见可以继续讨论。

5月16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头条全文转载《辽宁日报》记者范敬宜所写的述评《莫把开头当“过头”》，加了一个很长的编者按，按语全文如下：

党的三中全会精神，有力地推动着各方面工作向前发展，受到广大群众、干部的热烈欢迎。但是，正如《辽宁日报》记者写的这篇述评所说的一样，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、政策，如尊重生产队自主权，在基层才刚刚开始贯彻，有些同志就叫嚷什么“强调自主权过头”了。有一部分县社干部搞瞎指挥，搞强迫命令搞惯了，现在老办法行不通了，就大喊什么下面“不听指挥”呀，“乱了套”呀。究竟自己指挥得正确不正确？下面的意见有没有道理？根本不去了解。还有一些领导同志，对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、政策，本来持怀疑态度，甚至有抵触情绪，自己又不深入调查，看看群众和基层干部在想些什么，实际情况是怎样，一听到有人叫“过头了”，自己也跟着叫起来；或者把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属于支流的问题当做主流。这说明一些同志的思想仍然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。要改变这种状况，最好是这些同志自己到基层走一走，听一听群众和干部的呼声。作为新闻工作者，要像《辽宁日报》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，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，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、有抵触的同志。

《人民日报》的转载和肯定，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广播，中央三大媒体的联动，有力推动了中国农村的改革。而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的《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》（1号文件），仍然要求“各级党的领导应向干部和群众说明，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，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，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”。显然，这一次的传媒认识超越了此后的中央文件。1983年底，全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达到了99.5％，其中97.8％实行大包干。大包干成为我国农业经营的最主要方式。

报：允许雇工

1981年5月29日，《人民日报》二版头条发表题为《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》的报道，叙说了广东农民陈志雄承包鱼塘和雇工的问题。编者按写道：

农村许多社队在统一经营的前提下，实行了各种形式的专业承包责任制，效果很好；在多种经营方面，效果更显著，它把农村里很多被埋没的“能人”解放出来了。他们的才能得到社会的重视，有了施展的机会，既增产了物质财富，发展农村商品生产，也使集体和个人增加了收入。实践证明，党中央提出的发展多种经营要发挥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的方针，是完全正确的。

新情况给我们提出不少新问题，需要我们按照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方针、政策，在实践中认真探讨，以求得正确解决，使广大社员做到各尽所能。

该报以《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》为总标题，开辟了一场持续到8月30日的讨论，共发表文章21篇。当时安徽“傻子瓜子”经营者年广久雇工问题也引发关于个体经营与社会主义方向的争论。他们的举动，“触动了当时意识形态最敏感的神经：在社会主义国家，是否应该有以往被视为带有剥削意味的‘雇工’的存在”？而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明确规定：“不准雇工”。①这场讨论，引发广东省领导人任仲夷首先在全国对私营企业雇工的调研与开放。“广东的态度，为私营企业的雇工政策撕开了第一道很小很小的、却决定了中国私营企业命运的小口子。”②而《人民日报》的引导，对这条小口的撕开，起到了重要的杠杆作用。

1987年的中央5号文件，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，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被彻底放开。

报：坚决否定“文革”

《人民日报》1984年4月23日的评论员文章《就是要彻底否定“文革”》，影响全国，有力地捍卫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。1984年4月3日，《光明日报》刊登记者来信，报道在“文革”中搞的持续一个多月的“活人展览”的杭州大学地理系个别人，至今坚持错误观点不改，该报记述道：

七位老教师被当做“牛鬼蛇神活靶子”，在展览馆“展出”。他们用极端侮辱人格的办法来丑化这些老教师：胁迫有的教师穿上长袍马褂，头戴瓜皮小帽，腋下夹着账本，化妆成地主；有的身著旗袍，足蹬高跟皮鞋，涂脂抹粉，化妆成资产阶级太太；有的脖子上挂着串起来的卡片，一手拿剪刀，一手拿胶水，冠之以“不学无术的反动学术权威”；让当时的系主任打着黑伞，象征“牛鬼蛇神”保护人，封之以“活阎王”的绰号。他们还专门派讲解员，用侮辱性语言讲述这些同志的所谓“罪状”。

《人民日报》就此事件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，写道：

在我们国家的政治大舞台上，“文化大革命”这出闹剧已经谢幕多年了。但是，在生活中的一些旮旮旯旯里，少数人有时还要掀起一点“文革”的余波微澜。

……参与这一事件的个别人，至今仍然认为这种摧残知识分子的做法是正确的，是“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，实事求是做耐心过细的思想工作，以政策开道，严禁逼供信，启发他们讲清楚自己问题”的。

这散发着“文革”霉味的语言，不正反映出“文革”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并没有推倒吗？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明确指出：“‘文化大革命’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的革命或社会进步。”这个结论，反映了全党、全国人民共同认识。对“文革”就是要彻底否定。不彻底否定“文革”的那一套理论、做法，就不可能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就不可能有政治上安定团结、经济上欣欣向荣的新局面。

这篇文章一发表，很多人给报社打电话、写信称赞文章写得旗帜鲜明、有的放矢，很多单位把它作为整党（当时全国性整党，清理“文革”中的“三种人”）的重要学习材料。该文被评为全国1984年好新闻七篇特等奖之一。当时关于这一评论的评论《表达亿万人民的心声》写道：“《就是要否定‘文革’》的发表，澄清了思想政治领域中出现的一股迷雾，指明了统一思想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的方向。抓住全党全国人民这个最关心的问题，说出了他们最想说的话，推动了时代的前进，就是这篇评论之所以成功、之所以受欢迎的根本原因。”③

报：肯定租赁企业

1987年6月12日至7月23日，《经济日报》以“租赁企业究竟姓‘社’还是姓‘资’”为题，开展了40多天的大讨论。这个被称为“关广梅现象”的讨论成为新闻报道触及改革中难点的先声。报道的按语写道：

关广梅——本溪市八家租赁商店的承租人，每租一家都面貌改观。可是，却有人说她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。她建议本报开展讨论——

租赁企业究竟姓“社”还是姓“资”？